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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秘密:倾诉却不问“怎么办”  

2017-05-24 16:18:15|  分类: 【青春期教育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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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树洞”里的性侵秘密:倾诉却不问“怎么办”


来源:澎湃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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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雪梅给儿童上防范性侵课 受访者供图

两位年轻的成年女性站在台上,其中一位把手向另伸一位的臀部,这时对方转过身:“我不认识你,不要碰我。”她声音很轻,有些羞涩。

站一旁的孙雪梅按捺不住,大声示范:“我不认识你!不要碰我!我还没到14岁,你想坐牢吗?!”

这是3月22日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(以下简称“女童保护”)儿童防性侵教育课的一次演练。“女童保护”是由百名女记者发起的公益项目。作为发起人之一,孙雪梅正对40多位家长上课,模拟生活中孩子受侵害时家长要怎么做。

孙雪梅从小在农村长大,她儿时曾亲见自己的同伴被以“过家家”的方式猥亵。20多年过去,那个场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,她当时知道那是不好的事,但不知道该怎么帮。

直到毕业后做了记者,了解到更多性侵案件,她发现,很多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年龄小,没有接受过防性侵教育,也不了解如何分辨性侵害、如何应对。“我们在群里聊,就想,能不能去讲课,做点啥。”

“不知道向谁求助”

“女童保护”对外提供了求助热线,但有时接到求助电话,那头是个拉长的童声:“阿姨……”便不再说话,或者挂掉。“可能她自己还没有想好怎么倾诉,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们都很心痛。”志愿者丁霞说。

性科普作者易衡的“微博女王C-cup”曾经接到“如雪花片一样的私信”,来自网友的这些私信内容都是他们儿时被性侵的经历。

易衡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按照社会学调研方法,她设计了201个问题的《儿童性虐待/性侵犯(Child Sexual Abuse)问卷调查》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,又通过粉丝群把调查问卷扩散到人人网、朋友圈、qq等网络空间。

结果,她的微博成了一个“树洞”,不到一个月内收到17522份有效答卷。去年她参加一个论坛,关于性侵的材料写了几页纸,但刚念了两三个数据就念不下去,结果站在台上,泣不成声。

投递到树洞的秘密痛苦而压抑。易衡对这些有效答卷分析后发现,有超过一半的受害人在9岁之前经历性虐待,90%的性虐待发生在14岁之前,60%的性虐待集中在5-10岁。同时,超过7成的受害人隐瞒了性虐待的事实,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
“大家不知道把这件事告诉谁,向谁求助。”易衡说,那段时间,她自己也“焦虑症爆发”,想做什么又“觉得什么都做不了”。

熟人作案是性侵案件中的一大特点。“女童保护”根据2016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分析发现,熟人作案的有300起,占总案件的69.28%。而根据易衡的调查,性虐待的施害者也有三分之二是熟人。

有28万粉丝的新浪微博博主陈昂(化名),曾发出一幅父亲模样的中年男子摸女孩臀部的动图,三个多月内他收到了1500多个案例,这其中,大约一半涉及性骚扰,一半性侵,侵害者包括邻居、老师、叔伯甚至父母。

一位13岁的女孩给陈昂发私信说自己被继父性侵,她不敢报警,怕同学知道,也不敢找老师,担心老师告诉同学。陈昂劝了她很久,说一定要报警,找不到长辈帮忙他可以找警察局联系父亲那边,或者他和网友陪她去警察局。

但女孩她说手机被继父和母亲没收,只能到学校借同学的,“她没有可信赖的长辈亲戚。最后她妈也知道这事,威胁她不要说出去,她很害怕,选择了妥协。”

这个女生开始一星期联系陈昂一次,一个月后就再没有音信了。

起初,陈昂一打开微博就收到几百条性侵倾诉的私信,倾诉者们言辞激烈,会用“畜生”、“恶心”、“病态”、“自卑感”……这样的词语。“我一般回复私信‘收到’。对于正在发生的性侵事件和问我怎么办的问题,我会进一步沟通。”但他发现,问怎么办的人不是很多。

易衡在调查中也发现,更多人只是倾诉,并不想要采取下一步行动。“(受害者认为)那个事已经过了,放弃去追寻正义。”

孙雪梅给儿童上防范性侵课 受访者供图

“我们能不能去讲课?”

不少人在幼年时受到侵害,却不自知。

知乎题主Sudy发现,在一个针对女性的网络社区中,有很多不满14岁的女孩分享自己的第一次性经历。

“有一个孩子8岁时被爷爷强奸了,她用的词不是‘强奸’,而是一个很温和的词语,评论里的人也觉得没什么。”Sudy感到很震惊,据她观察,多数女孩发生性行为是被强迫或“什么都不懂”。

“女童保护”曾在2015年对来自山东、河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等省份的4719名学生(其中男生2170名,女生2549名)进行随机调查,结果超过四成的儿童对隐私部位的概念认识不清或不知道。

孙雪梅记得,她上小学二年级时,课堂认词语,老师读到“斑鸠”这个词就跳过去——“斑鸠”是一种鸟,它的读音和当地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别称一样;而初中时,计生股的工作人员到她所在的乡村学校讲生理课,把所有男生都“轰”了出去,教室还特意拉上了窗帘。因为害羞,一堂课下来孙雪梅什么也没听进去。

即使在一线城市,性教育普及程度也并不高。

上海一所公立小学的学生处副主任告诉澎湃新闻,学校没有设立专门的性教育课程,对小学一到三年级的低年级学生,老师通常从行为规范方面告诉他们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,比如不能在大家面前把衣服脱掉,为什么男女上厕所要分开,但这些也只是在班会课和课间休息时,遇到案例时才讲。

“他们上学有人送,放学有人接,很少有与其他人接触的机会,所以很难有自我保护的意识,碰到陌生人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应对的。”在这位老师看来,性侵问题和校园欺凌类似,是“比较沉默的状态”,学生自己不讲很难发现。

让她困惑的是,“性教育课程如果开展的太早的话,家长会有想法,很多家长对这个问题避讳。”

3月22日那天,针对家长和孩子的防性侵课讲完后,孙雪梅让家长们提问。一位年轻的妈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:“两岁女儿经常被8、9岁的表哥抱在床上压在身下玩。该怎么办?”

还有一位妈妈说,自己的丈夫特别保守,如果听到她跟孩子说防性侵的事,丈夫就说,你跟他说这些干嘛?

有的家长不是不想讲,而是“不知道怎么讲”。

上海家长徐琳是一位5岁男孩的父亲。他告诉澎湃新闻,当孩子问到“自己是怎么生出来的问题时”,他会用比较含蓄的方式来解释,“比如说我会跟他讲爸爸妈妈在一起互相爱对方就生出了他。”但当孩子问到“太具体、直白的内容时”,徐琳也会感到难以启齿。他有时跟其他家长讨论,比较困惑的是“如何把握性知识的内容具体、详细程度”。

今年全国两会前夕,“女童保护”邀请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,提出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,填补未成年人性侵保护教育教案空白。

当孙雪梅意识到自己跟其他普通人一样,对于已经受到侵害的人,能做的有限,但可以去帮助其他孩子防范性侵害时,她就想“我们能不能去讲课?”

“让更多孩子听到”

2013年9月份,孙雪梅做记者时利用出差的时间,试讲儿童防范性侵课。

第一站是云南。在那里,她一共给三所山区小学讲课,但其中有一所学校事先不知道他们会去,有老师担心“把孩子教坏”。在女童保护前期的课程推广时,也有学校有过顾虑,“去讲课,让别人误以为他们学校有什么事。”

台下学生大多四五年级,十一岁左右。一开始站上那个讲台,孙雪梅也忐忑不安,她曾经遇到多种状况:在甘肃农村,带孩子一起看防性侵手册时,村里的小女孩看到隐私部位就闭上眼睛说“好恶心”;而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上课,有小男孩站起来喊,小鸡鸡!……”

她话锋一转,认真地对澎湃新闻说道,“遇到这样的情况,你千万不能不好意思,而是要很耐心地讲,你不好意思,孩子更不好意思,会觉得这是羞耻的,不可以说的事情。”

“女童保护”的志愿者丁霞始终记得第一次讲课的经历:那是2014年在河北承德的一所乡村小学,底下坐着1-3年级学生。教室很破旧,家长都趴在窗户上,眼巴巴地看着她。“家长很关心这个事,既关心,又害怕,害怕你给孩子传输不好的信息。”

丁霞很紧张,有家长看着就更紧张了。没有投影仪,她用板书在黑板上写要点,边写边给孩子讲。她带了两幅画过去,让给孩子指出身体的隐私部位。

讲完课,家长都聚拢过来,说“你们给孩子讲这些啊,我们平时也想讲,但不知道怎么开口”。

最初,孙雪梅曾打算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实的性侵案例,案例可以给孩子警醒,但心理专家提醒她,这样做会吓到孩子,她就去除了相关内容。

在2013年的多次试讲、反复讨论和修改40多次之后,2014年3月2日,“女童保护”防范性侵教案儿童版第一次正式对外发布。从山村小学到打工子弟学校,再到城市小学,“女童保护”教案考虑了各种不同的情形。从2013年到现在,防性侵教案儿童版已经有了52次修订。

讲课让她们明显感受到,农村孩子相对于城市孩子更内敛害羞,对身体的认识也更少。“比如我让他指出隐私部位,他们会很羞涩,不好意思指出来。”丁霞说。而孙雪梅在甘肃农村给小孩子讲课时,有小女孩会说“好恶心、好恶心”。

这愈发让志愿者们担心:一些农村孩子不懂如何保护自己,受到侵害后也不知道怎么办,对留守儿童来说,更是缺乏家长指导。

2014年,云南巧家县一个女孩遭到老师性侵的案件曝光,女孩第一次被性侵时告诉父母让帮她转学,但父母没有在意,把孩子骂回去了。结果后来女孩又再次被性侵。

凤凰卫视曾把女孩的父亲和孙雪梅请到现场,回忆此事时女孩父亲痛哭流涕。

这让孙雪梅深受触动。“我就在想,这个孩子没有人教过(防范性侵),否则的话就不会跟老师去了。其次家长教育缺失,如果家长懂的话,就可以教孩子,在孩子发出求救信号时也能读懂。”

发起“女童保护”项目后不久,孙雪梅回到自己贵州习水老家的小学,给那里的孩子上防范性侵课。为了让更多孩子能来听课,学校把食堂里的桌子都搬走,只留板凳,留出更多空间。那次,有170多名学生来听课,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。

“对不起”

孙雪梅记得,有一次,在珠海上完课,一个男孩跑过来,很开心地说,“(以前)没有老师给我们上过这个课。”

孩子们会学以致用。在江苏淮安,课程普及率比较高,有两个上过女童保护课程的孩子,一次一起走在路上,其中一个被人拉走,马上大喊,另一个急忙去报警,才脱险;而在一个北方城市,有学生在课上跟讲师反映,计算机课老师上课喜欢动手动脚,这名讲师跟学校反映了情况,将计算机老师调离了岗位。

成年人会在课后分享各自曾经的遭遇。孩子也会分享,但几乎都是偷偷的。有孩子去老师宾馆,给老师塞了一封信,就走掉了。也有孩子上完课后给讲师发信息,说自己很小,但已经发生性关系了。但讲师再打过去就关机了。

易衡曾对收集到的1752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统计,受害者没有告诉其他人的原因分为几类:

“当时不了解自己经历了什么,很久之后才明白”占60.79%;“当时太小,不懂如何表达受害情况”占47.13%;“认为事情已经发生,说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”占28.89%。还有占样本3.77%的人是因为“保护施害人而隐瞒遭受性虐待经历”。

“女童保护”一位曾经遭受性侵的志愿者陈露(化名)近期吐露了自己多年的“秘密”。已过不惑之年的她,曾在8岁时遭到邻居叔叔连续三年的性侵,无人察觉。

“我总是想,要不要告诉妈妈呢?但是我不敢,我甚至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陈露的妈妈很忙,忽略了越来越内向的女儿。

她独自守着这个秘密,就像守着一个噩梦。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,不愿跟人交朋友。“直到今天,我仍然习惯走在人后,竭尽全力抑制自己回头,害怕有一个男人会突然从背后抱住自己。”

2014年冬天,陈露看到“女童保护”的新闻,试着申请加入。她记得见到孙雪梅时,对方挺着怀孕了的大肚子,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:“你就做志愿者讲师吧,向老师和孩子们传授防性侵的知识。”

陈露成为志愿者后,很急切地想帮助其他孩子。在孙雪梅印象里,她有时到一个地方,“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不休息地讲课。”

有一次,陈露在课堂上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幼年时被性侵的经历。后来,她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, “对不起。”妈妈说着,在电话那头哭了。

那天晚上,陈露睡了个好觉,梦里不再出现“坏人”。

 

现在,“女童保护”每天都会统计最新公开的性侵案例数据。“有种急迫感,觉得这个事推得太慢了。”当了母亲的孙雪梅,常常会想,如果孩子受到伤害,妈妈会有多绝望。

她怀第二个孩子时,有一天,穿着带有“女童保护”标记的衣服走在小区里,一个小女孩激动地喊,“女童保护!女童保护!”

“她说前一段时间,有个跟我穿一样衣服的阿姨去她学校讲课,说隐私部位不能让人碰。”回忆这样的场景时,孙雪梅觉得很受鼓舞。

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发自北京 实习生 喻琰性侵秘密:倾诉却不问“怎么办” - 草根练剑 - 草根练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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